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

金山

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


《女兵自传》1948年由晨光出版社出版，后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日等10多种文字，是谢冰莹一生的代表作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谢冰莹(1906—2000)湖南新化人。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，从征间隙完成《从军日记》。1930年夏，与潘漠华等共同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京分盟。九·一八事变后，从日本返回，参加救亡运动。1932年1月与鲁迅、茅盾等43名左翼作家在上海联名发表《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》，呼吁全国人民愤起抗日。1940年在西安主编《黄河》文艺月刊。1948年到台湾从事教学和创作，1972年移居美国旧金山。
　　谢冰莹，原名谢鸣岗，1906年出生于湖南新化。她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女兵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兵作家。她一生出版的作品多达80余种，共2000多万字。代表作《女兵自传》，相继被译成英、日等10多种文字。　　　感觉谢冰莹极像《红楼梦》里的史湘云。史湘云豪爽义气，男装打扮，我行我素，割腥啖膻，大吃大嚼，好不痛快。谢冰莹则是少年参军，直率真纯，四度逃婚，四度入狱，提枪打仗，飞扬恣肆。　　可相对于史湘云，横空出世的女兵谢冰莹，似乎更排斥传统对于女性的定义。在她身上，真是有一种革命的豪情与浪漫。当女兵，夜行军，她没有一点娇怯，虽然没有星光月色，看不到一丝景物，她却仍然能捕捉到迎面扑来的花香，听得到风吹树枝发出的哨音。即便是被迫出嫁，她也拒绝用香油梳头，拒绝画眉，拒绝一切胭脂水粉。这些在她看来，都用不到，她更想保持本来的面目。　　因为北伐的需要，中华民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女兵。1926年11月25日下午，谢冰莹正式入伍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革命（或者说是参军）挽救了冰莹的人生。革命，使得冰莹有借口从封建的家庭中逃脱出来 1926年冬天，母亲就要强迫她出嫁，要逃脱这个难关，就必须离开长沙，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孩子，身无分文，带着一颗从小就受到创伤的心，能往何处去？她二哥同情她，极力怂恿她去当兵从这起，她才开拓出了自己的人生。　　谢冰莹自己也说：我相信，那时女同学去当兵的动机，十有八九是为了想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和找寻自己的出路的。可是等到穿上军服，拿着枪杆，思想又不同了，那时谁不以完成国民革命，建立富强的中国的担子，放在自己的肩上呢？　　革命挽救了年轻的女性。年轻的女性，为革命所感召，汇入了民族国家主义的热潮中。可这些女兵们，在革命的过程中，又自觉不自觉地，被按照“男兵”的规格塑造着。胭脂水粉当然是不能有，得洗得干干净净的头发一律剪短，最好是剃光像“男兵”一样。在冰莹的叙述中，女兵的形象，是由男指导员来调配的。这是女兵去女性化的过程。

　　恋爱也成了革命化的恋爱。普通的恋爱是个人的私事，可冰莹们当了兵，恋爱便不再那么简单，它必须与革命联系在一起，与大家所追求的民族国家的解放联系在一起，不然，恋爱便成了有闲阶级小姐少爷们的玩意儿了。怀揣着这种恋爱思想，冰莹就算是接到了情书，也没有恋爱的心情了。在她看来，生命已经交给了国家与社会，她要“一脚踢开这消磨意志的恋爱”。这时期的恋爱，已经有了“革命加恋爱”的苗头：革命理想的一致，让一批革命的青年男女走到了一起。革命是浪漫而飞扬，恋爱也同样浪漫。当两者叠加，释放出来的信念，足以支持恋人们走遍海角天涯，衣食住行，都不再是问题，都可以咬牙坚持。
　　冰莹笔下，那一段段直率天真而不失可爱的女兵日记始一出现，便受到了男人们的追捧，冰莹自己也凭借几篇稿件，一跃成为文坛新星。平心而论，冰莹早年的文字，其实并无超妙之处，有的地方，甚至粗朴到简陋。可正是这种原生态的东西，引起了林语堂的赞扬：这些《从军日记》里头，找不出“起承转合”的文章体例，也没有吮笔濡墨，惨淡经营的痕迹；我们读这些文章时，只看见一位年轻女子，身穿军装，足着草鞋，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，拿一支自来水笔，靠着膝上振笔直书，不暇改窜，戎马倥偬，束装待发的情景这种少不更事，气宇轩昂，抱着一手改造宇宙决心的女子所写的，自然也值得一读
　　冰莹笔下的女兵形象，多少满足了人们（尤其是男人们）的好奇心。女子与沙场的碰撞，让文人心中那条花木兰穆桂英线索，得以复苏。于是，民国时代的兵，就因为一个女兵的添加，便引起了人们的无限遐想，女兵被社会引为奇观。女兵形象的出现，是在原本只有男人胜任的战争领域，打开一道光鲜的门，那触目的光彩，已经超越了文字本身。所以，当行军途中的冰莹，把自己的稿件寄往《中央日报》副刊的时候，报社的编辑，一下子便发现了她。
　　读者也分外热情。“冰莹是谁”的问题，一度引起热烈讨论，甚至于某主席，竟还亲自向副刊编辑询问冰莹的真性别。这样的询问，耐人寻味，言下之意，真是女兵，便有看头，如果是“男兵”伪装成的“女兵”，便让人觉得寡然无味了。所以，为冰莹的《从军日记》写序的林语堂先生，则有点担心战争结束后，冰莹的这种巾帼不让须眉的“气骨”，潜台词就是，这种女人身上男性化气质，太难得。

　　不光是国内的男性们欣赏这种有豪气的女性，就连法国文豪罗曼·罗兰，在看到了法文版的《从军日记》后，也都要给冰莹写上一封鼓励的信。
　　如果说文人圈对于民国时代冰莹式的女兵，有着一种欣赏加把玩的的态度。那么普通百姓眼里女兵，更是了不起的奇观：女兵不裹脚，女兵剪短发，女兵扛长枪，女兵骑大马。女兵很先锋，领导时代潮流。所以，当冰莹独自一人骑马走到一个小镇探查落脚点的时候，就引来了二三百人的围观，有人叫她老总的，有叫女先生的，有叫女长官的，还有个小孩叫她女司令官。女兵仿佛成了动物园的一种新奇动物，让人们啧啧称奇，镇上店里的小孩，不怕男兵，却十分害怕女兵。那时代的女兵，在孩童眼里，是新奇事物。乡村里的老婆婆，竟也会在同一桌吃饭的时候，突然向女兵发问：谁是你丈夫？

　　旧式女性对于裹脚留发的顽固，在冰莹笔下是可叹又可笑。三寸金莲的婆婆说：你的脚这么大，岂不要和你的“老板”穿错鞋子吗？有人劝妇女剪发：你们剪了发，就可以免得你的老板牵着你的头发打。妇女们则说：是呀！我们放了脚也都可以打得赢他了。她们感觉到了缠足的痛苦，但是她们又说，大脚要多耗许多布 　　在战争中，冰莹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打量着旧中国的一切，她的笔触里，有一种发现的快乐，有一种改天换地的豪情，可是战争终归要结束。一个月零四天的战事，牺牲了七十多个同学，但是冰莹们还是高奏凯歌回来了。再往后呢，战事结束了，冰莹们该去哪？只有回家。　　谢冰莹第一次参军，仿佛一次冬日的旅行，很快就落下帷幕。西山的落日，给了她无限的惆怅。退伍的冰莹，失去了革命的庇护，一个月零四天的战事，对于冰莹的逃避旧式婚姻，也不过是扬汤止沸。很快，她回到了家乡，被母亲逼着去结婚，很不情愿地走进木兰的老道里去。

　　冰莹要逃婚！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四，她终于在做了新娘子之后，成功地从婆家逃了出去。从冰莹的记述看，她的婆婆，对她似乎并不坏，甚至可以说是蛮疼爱她。土匪来的时候，冰莹帮婆婆煮鸡蛋，更是让老太太既兴奋又感动。
　　冰莹的新婚初夜也颇具喜剧性：夫妻二人整整谈判了一夜！老话说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可冰莹的结婚当夜，却成为两个人相互说服、表达理想的演讲会。在冰莹和她丈夫之中，冰莹倒像是个男人，丈夫却在她面前哭泣了。她上来就给他一顿说教：人生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，人生就是一幕悠长的戏剧，每个人也都像舞台上的演员，有时演喜剧，有时演悲剧丈夫问：那么，我们今天演的戏是悲剧呢，还是喜剧？冰莹答：在你看来是自然是悲剧，我看却是喜剧。
　　冰莹逃了出去，并最终解除了婚约。她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，突破了花木兰替父从军，回乡结婚的老路。可是，未来的路，又在哪里呢？以冰莹独立的个性，万水千山，她似乎并不常有同盟者，刚逃出来的时候，她曾在小学教过书，但是很快就因为自己女性的身份，而受到同事的排挤。她去了上海，吃苦、受穷、读书，后来又去北平的女师大读书，1931年，她用自己几部畅销书的稿酬，去日本留学。
　　冰莹的出走模式，即便对于当代女子，也颇具有启发性。娜拉走后怎样？堕落或是回来。可冰莹却凭借自己的努力开创了新的生存模式：穷到去偷饭吃，她也坚持要接受教育，去上海艺大，去北平女师大，用知识武装自己。回首民国时代那些风华绝代留名留姓的女子，无非两条途径，一是从学校里学出来的，一是从革命的道路上杀出来的。当然很多时候，这两条道路在女性身上，有叠加，冰莹就是其中一例。

　　在日本，冰莹因为拒绝出迎伪满洲国皇帝溥仪，而被日本特务逮捕。在狱中，她遭到酷刑：不给饭吃，被大圆棍子打中前脑，被竹杠夹断了手指，被施以电刑，昏迷不醒，然而她还是坚贞不屈。残酷的战争，在冰莹身上留下的永远的痕迹她那被击中的头部留下了后遗症。
　　被遣送回国后，冰莹在1935年再度改名换姓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。抗战爆发后，她返回祖国，立志为抗战服务。从上一次的参军到彼时，冰莹的女兵生涯中间已经隔断了十年。十年生死，颠沛流离，冰莹接受了生活的考验。如果说第一次的入伍，多少有着逃避封建家庭、逃避封建婚姻的因素，那么第二次她走上沙场，则完全是对于民族解放的热望。她抱着“救一伤兵，就是杀一敌人”的信念，在长沙组织“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”，亲自挑旗，率领女兵上前线，抢救伤员。
　　抗战时期的冰莹，更加坚决地摒弃一切女儿做派，显露出一派雄强作风。喝脏水、睡湿地、吃硬饭、嚼冷菜、穿单衣。战争的强大覆盖力，已经超越了性别，没有女人男人，只有战士和敌人。经历的恋爱的困扰、人世的苦痛、敌人的折磨，冰莹彻底蜕变成为一名女战士，踏着花木兰的脚印，又往前走了一步。然而作为一名女性，冰莹在战争年代的女兵实践，只能说是代表了女性发展的一种可能，毕竟女人什么时候都不会、也不能等同于男人。“谁说女子不如男”这句话，本身就饱含深意。那么，女性解放的路，究竟在哪呢？（作者伊北/来源金羊网）